正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最近有兩個世界級名企很火，一個是豐田，一個是惠普，不過，惹“火”豐田和惠普的卻都是那些不值得驕傲和炫耀的丑事兒。

　　自2009年底開始，日本豐田公司宣布將在北美召回230萬輛油門踏板和腳墊存在問題的車輛至今，據豐田此次的召回總量已達到800多萬輛汽車，遠超過它2009年全球銷量。于是，人們幽默地將“召回大王”這個稱呼送給豐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制造商。

　　無獨有偶，世界著名品牌惠普最近同樣深陷“質量門”，面對中國消費者對其筆記本電腦的投訴，3·15前夕惠普迫于壓力終于在消費者的節日里對“質量門”事件首次做出道歉，但對于消費者的召回或退貨要求，惠普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態度……

　　對于全球的好事看客來說，這些“質量”事件，可謂是一場可以不花錢就可以欣賞的質量監管、消費者權益保障、市場競爭聯袂表演的現場版——且看政府如何亡羊補牢，消費者如何窮追猛打，競爭者如何落井下石。其蕩氣回腸，或者詭異荒誕，絕不會亞于影片大制作之《阿凡達》，或者錯愕之《三槍拍案驚奇》。

　　然而，看過、笑過之后，留給我們的卻是一連串的警醒。

　　擴張中更須注重社會責任

　　豐田曾以其精益化管理和全球合作模式聞名，惠普也以品牌與技術領先同行，但為何會因一些組件的缺陷及安全隱患而深陷“召回門”、“質量門”，嚴重損害了市場信譽及消費者的信心?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宏偉認為，從公司治理和發展戰略角度分析，其根源應該在于企業盲目擴張和質量管理不力等內在管理出現了問題。

　　豐田公司總裁豐田章男已公開承認：公司擴張速度過快，產品質量管理和人員培訓沒有跟進，可能是發生一系列部件缺陷的原因。這也印證了企業為了企業擴張和利潤增加而忽視產品質量與安全，忽視了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利益，而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公司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豐田、惠普，作為國際化的大公司，理應認真履行公司社會責任，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唯一目的，應當關懷和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消費者利益、職工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

　　否則，在快速擴張過程中弱化社會責任，無異于“自掘墳塋”。因為對于企業而言，產品一旦發生責任事故，一方面需要面臨消費者巨額的索賠以及長時間的法律訴訟，另一方面產品的聲譽將會受到嚴重損害。

　　此次豐田召回門、惠普質量門事件，便是例證。除了要為問題零部件付出賠償，最重要的是名譽受到重創，無形資產大大縮水。

　　據測算，豐田召回的問題車輛在1000萬輛以上，超過其2009年全球698萬輛汽車銷量的水平。豐田曾經是“品質”的同義詞，而今這家汽車公司正在經歷“煉獄”。

　　面對外界的質疑，惠普對其質量問題曾拿“小強”作祟來搪塞消費者。加之惠普的冷淡應對，激起了消費者的普遍不滿，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維權隊伍中。

　　目前，中國經濟正在步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有數以萬計的企業在快速成長，并在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競爭，需要企業家關注的是企業的成長與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正比例關系。

　　健全管理體系勢在必行

　　透過豐田召回門、惠普“質量門”事件，不得不承認產能的盲目擴張是導致這些企業今日信任、質量危機的重要原因。

　　當然，“一味求大”的企業發展思路給我們熱情高漲的中國車企澆了盆冷水，豐田危機也正警示著處在“青春期”的中國車企——在國際化市場上，質量依然是取勝對手的重要法寶，而良好的質量卻源于嚴格的管理。

　　盡管自主品牌汽車、電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召回事件，但中國產品質量都在豐田、惠普之上嗎?其實不然，更多相似的問題一直潛伏著，尚未爆發。

　　據業內人士介紹，許多廠商在生產線上都有著嚴格的質檢工序，但是這些質檢工序只能針對生產裝配環節出現的問題做到排查，而因在產品設計以及本土化改造等等環節出現的問題卻難以發現，特別是發現可能涉及產品缺陷時，自主品牌廠商們是積極處理全面排查，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有專家表示，無論是豐田也好，惠普也好，他們的問題，或多或少和企業太大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企業的業務已經遍布全球，攤子做大以后，就難以避免“尾大不掉”的現象。

　　豐田、惠普給中國自主品牌的教訓是需要加強內功。而做好內功的關鍵在于管理，這不僅僅是生產現場的管理，還包括整個物流體系的管理，研發設計的管理，以及對于渠道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盲目擴產”的苗頭正在國內企業界蔓延，國產品牌更應該警惕“產能沖動”，切忌不要患上“大企業病”。

　　對此，有專家認為，企業產銷目標高低其實無可厚非，但一些企業可能誤判從而制定過于樂觀的目標，這樣肯定會造成企業生產銷售的損失。規模的無限擴大會逐漸產生一種收益遞減的趨勢，就是說，企業的收益率，以及管理效率會隨著規模的擴大呈現拋物線的走勢，當規模達到一定的峰值時，如果沒有其他創新的管理方式來突破，那么收益率和管理效率就會隨之下降。

　　缺陷產品召回制度亟待立法

　　缺陷產品召回制度，最早出現在美國。美國于1966年制訂《國家交通與機動車安全法》，明確規定了汽車制造商召回缺陷汽車的義務，開創了全球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先河。此后，美國又出臺了《聯邦肉產品檢驗法》、《禽產品檢驗法》、《消費者食品安全法》、《兒童安全保護法》、《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2000年又通過《召回增加責任與文件》，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缺陷產品召回制度。

　　美國的《國家交通和機動車安全法》，將遵守安全標準和責任直接加諸于制造商。自實施汽車召回制度后，美國汽車質量安全性能都有極大改善，交通事故也得到了有效遏制，極大地推動了汽車工業的發展，保障了廣大汽車消費者的安全權益。

　　由此可見，產品召回制度對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群體發揮了重要的調整功能，較好地保障了整個產品市場的健康發展，促進了產品質量及安全技術性能的持續提升，能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利益。

　　目前，召回制度在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也已經相當普遍。而我國關于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法規，只有2002年上海市頒布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以及2004年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和海關總署共同制定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

　　除此之外，關于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只能依賴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法中的民事賠償制度和1988年通過行政手段實行的產品“三包”制度。而這些法律法規對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有心無力的現象已在現實中暴露無遺。

　　對比實施召回制度的先進國家，我國實行召回的時間較短，消費者、制造商對于召回的法律意識比較淡漠，召回的法律法規相對較少，規定不夠具體，處罰力度比較小，包括的類型不全，當然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關。

　　因此，吳宏偉教授認為，從法律視角看，有必要盡快完成《缺陷產品召回法》的立法程序。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不管是“召回門”、還是“質量門”事件，都應當引起我國政府部門及產業界的警惕。